“央妈”与“财爸”:从互怼到协同克难还有几步之遥?

来源:中宏网时间:2018-07-25 09: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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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日前撰文,“怒怼”财政部“积极”财政政策“不积极”甚至“耍流氓”。对此,财政专家“理性”回应:质疑财政假注资很“不专业”。

  这场隔空“互怼”引发的媒体效应还在发酵,不过,剥离情绪化的“偏激”之辞,我们有必要思考,这场争论背后亟待澄清的“真问题”何在?以及争论双方能否以及如何达成共识与协同行动?

  “积怨”久矣还是遭遇“瓶颈”?

  这场被认为“积怨”久矣的争论涉及话题很多,一个比较典型的争议场景,正如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所指出,央行在推动去杠杆的过程中,目前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为了去杠杆,央行收紧货币政策,按照设想应该会有更多的资金被投入到实体经济。但实际的情况是相反的,即使银行的资金少了,首先投资的还是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而不是实体经济中的优秀企业、中小微企业等这些央行希望资金流向的领域。

  在刘胜军看来,资金没有投向实体经济,主要原因是实体经济的回报率低,回报率低则是源自于税负,中国的税负高居世界第一。“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来自财政部门,让金融去杠杆变得非常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央行开始明确把矛头对准财政部门。”

  知名财经专栏作者莫开伟认为,这个争议由来已久,两者所争问题虽多,但最关键的一点应是在支持实体经济上所形成的步调不一致。

  莫开伟认为,众所周知,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主要是靠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部门的优惠财税政策共同产生协同效应。而目前在我国,央行与财政部的协同效应没有完全发挥好,表现在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均衡点一直没有找到,在实施或落实支持实体经济政策上出现的“多龙治水”格局一直没有被打破,政策权力分散化倾向明显,难以形成统一的合力,政策效力甚至出现相互抵消局面,大大削弱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

  不过,在宏观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看来,这种宏观调控手段的“失灵”更具“后工业时代”特征。他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一切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亦应从这个时代特征出发,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再是投资,另一个特点,就是产能的普遍过剩。许小年认为,在过剩产能的压力下,宏观政策,不管是财政政策也罢,货币政策也罢,都在传统意义上处于“失灵”状态。

  “怒目”对视还是团结“向前看”?

  “如何看待这轮财政与金融之争?“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表示,从改革的角度来讲,双方的论战不是一件坏事。“这种观点碰撞,对于改革来讲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争论和判断,改革难以推动。”

  在莫开伟看来,两者之争最突出表现是如何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并指出,“目的都是让实体经济享受到‘阳光雨露’,为破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创造条件,让实体经济真正走出经营困境,恢复生机和活力,两者的本意是好的,都是无可厚非的。”

  事实上两部门也是这么做的,无论是央行在货币政策上多次降准降息,还有逆回购操作、短期便利借贷等工具使用,还是财政部门近年不断扩大小额纳税人的免征范围,提高纳税起征点,推广营改增全面试点,以及最近国务院出台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五项措施,都在围绕破解实体经济融资困局持续发力。

  然而,由于两者缺乏政策落实与协作的有效沟通机制,使得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措施整体效力难以发挥出来。莫开伟强调指出,比如,央行降准降息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出现了资金不能真正流向实体经济的问题;财政部门降税减费力度较大,但中小微实体经济税负没有出现明显下降,不少中小微实体经济甚至出现税费反弹迹象。

  那么问题就必然源于两个部门或部门之间吗?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讨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各自的职能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本质应该回归到经济发展本身,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动力。并强调指出,”中国经济不能对宏观经济政策过于依赖,更应该强调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来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

  这就需要将全面深改进行到底。刘尚希强调,“从当前来看,我们要推动经济结构,推动社会结构优化,更重要的是制度结构怎么去调整。这是改革的命题,也是创新的课题。”

  从“互怼”到“协同”须聚焦效能

  从“互怼”到“协同”有赖于“大局意识”;回归“初心”并聚焦目标。需要两个重要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首先需要治理理念的再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指出,看看财政政策,中国的财政收入是大幅度地增加,当然这个增长也是我们实现国家复兴的重要的保障。因为中国的国家很大,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所以它的财政支出的面非常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但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它真的有时候没有起到调节的职能,财政政策不是税收收入政策,也不是如何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以很快的速度增长的政策。”

  “并不一定是你的财政增长和税收增长就一定要超过GDP的增长,我看不见得。”吴晓求认为,“财政政策非常重要,排在第一位的还是面对实体经济,要保持一个调节的职能,”并强调,所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政策都是逆周期的,这是我们宏观经济调节的基本的原则,“没有逆周期的思想,我认为很难做好宏观经济的平衡协调作用”

  刘尚希认为,当前,创新积极财政政策,应围绕并更好地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财政政策从总量为主转向结构性政策;二是财政政策从过去单一关注、重点关注经济到综合;三是从过去宏观调控转向公共风险的管理。

  从“互怼”到“协同”攻坚,有赖争论双方把目光重新聚焦未来。将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放在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上。在刘尚希看来,这就要“为市场机制发挥自组织功能创造条件,通过市场力量来矫正结构性失衡。”并指出,积极财政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发力扩大需求,而是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来间接发挥作用;不是通过政策来替代市场,而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认识和把握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的系统联动关系,基于总体观出发来发挥财政政策在这些方面的整体效能。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光靠两个部门的力量还不够。莫开伟指出,如何统筹好部门协同效力,应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央行与财政部门亦应积极作为,在支持实体经济上进行顶层制度上的设计,统筹权力运作,协调步调,将各项支持实体经济政策效能发挥至最佳状态。


责任编辑: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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