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虹剑 中国精算师协会发起会员,协会第三届理事、第四届顾问,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金融实验室专家成员。现任亚洲养老金融与产业研究院院长,上海融金聚科技有限公司CEO。
人口老龄化是深刻影响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长期趋势。养老金融是中国式现代化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也攸关全体人民在老龄社会的幸福生活。我国养老金融有哪些趋势性的发展特征?我们应当如何参考国际经验,更好地促进我国养老金融的发展?对此,《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亚洲养老金融与产业研究院院长包虹剑女士。
国际经验
《金融时报》记者:世界银行于1994年出版《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的研究报告,首次提出养老金“三支柱”模式。其后,各国都在探索养老产业的发展。我国养老金融市场发展现状如何?建设国际养老金融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对我国发展养老金融有哪些启示?
包虹剑:2022年11月,人社部等五部委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在法律层面正式确立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当然,与一些相对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目前的三支柱体系发展还存在挑战。一是养老金储备严重不足,未富先老现象突出。从养老金资产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约为86.7%,我国目前仅为11%。二是第三支柱发展极不平衡。第一支柱占比独大。三是居民家庭财富构成不尽合理。实物资产(含房地产)占总财富的比重近三分之二,而仅有的三成金融资产中又以现金和存款为主,资产久期短。
总体而言,我国养老金融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养老资产管理能力、资本市场成熟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金融产品不充分、收益低对养老金融形成挑战;三是养老服务供给既不充足,也尚未形成体系;五是金融机构在回应大众养老服务需求方面参差不齐,与大众期待有一定差距;六是金融机构投资养老产业尚未形成标准化价值化的评估流程。
建设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有必要基于中国特点,借鉴国际经验。例如,三支柱中应该以哪个支柱为主的问题,既是体现国家公平的问题,更是需要评估赡养率和国家财政问题;又如,在长寿时代和公共筹资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如何鼓励延迟退休和延长社保缴费年限;还如,通过税收杠杆大力鼓励企业和个人进行养老储备,协助和促进普通大众的金融认知和养老金投资能力,政策上如何设计鼓励年轻人提高储备意愿等,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面临挑战
《金融时报》记者:个人养老金制度在试点过程中有实际缴存人数、实际缴存金额以及实际资金比例偏低的情况,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应当如何提高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的意愿呢?
包虹剑:我觉得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老百姓根本不了解个人养老储备的必要性,只是为一袋米或一桶油而开户;二是从侧面反映很多银行在导向上偏重开户数量考核,而忽视入金缴费考核以及个人养老金有效资产配置考核,从而使很多个人养老金成为“空头户”;三是由于近年资本市场低迷,大众对个人养老金投资获得感极低;四是大众平均金融素养不高,给实际投资选择带来困扰;五是金融机构的养老金融素养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作为大众选择金融产品的主要推荐者,金融机构部分从业人员对于养老金融缺乏系统性认知,对于广大客户的教育也难以做到全面、完备。目前,提供养老解决方案还集中于“补偿替代率”的养老金规划,这种概念往往会引发群众对养老制度的抱怨,不利于大众树立国家、单位、个人在养老问题上各有责任的认知。
要提高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的意愿,首先要在政策层面对制度进行完善。一是拓宽参与人资格范围,如“低龄”退休的工人、暂时失业的劳动者乃至相当大数量的灵活用工人员。二是增加税优缴费及灵活性。美国二三支柱最高缴费限额达到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我国个人养老金每年1.2万元的税优缴费虽不算低,但对于临近退休的劳动者,难以为退休后生活提供支撑。所以,根据不同的年龄提供不同限额或提供一个终身最高限额,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方向。三是适当增加提前领取的灵活性。目前个人养老金账户在达到领取基本养老保险的年龄前几乎没有任何流动性,客观上把中青年人群挡在门外。建议增加有条件提前领取的范围和处理办法,如美国就有更多可提前领取的条件,但必须缴纳一定的罚金。四是领取时的税收要更多兼顾社会公平。个人养老金领取时统一3%的税赋对于低收入人群没有吸引力甚至有负面影响。建议将领取额的全部或一定比例与当时其他收入合并为综合所得计税。五是增加领取年龄的灵活性。建议设置一个起领年龄区间,既可满足中端收入人群的早领需求,又可满足退休后有其他持续性收入人群的更长期增值需要。六是打通第二、第三支柱的个人和企业税优额度。鉴于我国目前第二支柱覆盖面不广,采用制度上的设计让无法获得企业年金的民众通过个人养老金制度来部分享受企业年金制度的实惠,不失为一种惠民利民的策略。
其次要增强资本市场的活力,当然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
再次要进一步进行宣传和教育,尤其要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人员对于养老金融的认知、养老储备必要性的认知及资产配置能力。
最后,金融机构的目标与考核也需要从养老金融的真正内涵着手。
《金融时报》记者:目前,出于安全考虑,养老资金较少在资本市场进行资产配置,大多选择存于银行或购买国债。事实上,从境外成熟市场经验来看,养老金是市场主流长期资金来源,同时资本市场也给养老资金带来了稳定丰厚的回报。您认为应如何实现养老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
包虹剑:良性互动是基于“互相成就”的。资本市场要让老百姓有获得感,养老资金才有信心进入;而进入的养老资金将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的融通和价值提升。美国的道琼斯指数自1974年推出401(k)计划时的大约1000点,到今年7月底道指已达20743点,累计上涨了20倍,赚钱效应明显。这种效应使配置在公募基金市场的养老金比例从1990年的20%增加到2020年的47%。
我认为,实现养老金融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金融机构首先要提高自身对资产的管理能力;其次,政府应采取措施规范、完善资本市场,提高投资者信心;再次,发展壮大养老资金规模,包括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其中,要增强中小型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动力,进一步加大企业年金覆盖率,必须通过体系化的制度梳理和激励以及流程的优化来实现。个人养老金则要让更多的民众理解养老储备的必要性并觉得储备“划算”;最后,在前面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引入默认投资等机制,个人养老金的参与人入金后因某些原因未对其账户资金主动做出投资决定时,可以用默认的方案为其自动配置特定的金融产品。这种方法在当年的美国是比较奏效的。
当然,加大大众养老金融教育力度也势在必行。只有大众真正理解对养老的需求和预期,理解金融产品安全、收益、流动性的内在逻辑,才能更理性地面对市场波动,更倾向持有养老“长钱”资产。
应对措施
《金融时报》记者:养老产业普遍面临投资回报周期长的问题,而养老产业的公益属性又决定其只能微利经营。也就是说,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与发展不足的养老产业之间存在矛盾。面对这一矛盾,金融需要扮演怎样的角色?
包虹剑:目前这一矛盾是比较显著的。其实,对养老产业而言,金融机构不仅是投资方,也是支付方,甚至经营方。作为投资方,金融机构的养老金“长钱”天然要寻找长期稳定的投资。这种投资不仅是钱,更能协助被投公司提高效率、增加盈利。金融机构可以为养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为养老企业提供融资便利,推动养老产业规模化和规范化。作为支付方,为更好回应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金融机构可以通过甄别和筛选可靠的服务机构和服务品类,建立标准评估、管理服务供应商,提升养老服务整体水平。作为经营方,金融机构可以直接参与养老产业的运营管理,通过积累长期服务客户的经验以及自身快速触达大量需求的能力,提升养老服务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可见,金融机构在提升我国养老服务的质量和覆盖面,推动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定位和意义。
《金融时报》记者:您怎样看待我国养老金融的发展潜力?如何更好地促进养老金融发展?
包虹剑:我国养老金融的发展潜力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金融行业本身对养老金融业务的内涵和外延有更准确的把握,从而形成更有体系和层次且能发挥机构各自优势的战略定位;二是得益于政策的改善,二三支柱养老金积累可能提速;三是金融产品将更充分、更具“老龄友好性”;四是有效的养老服务资讯和整合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养老金融的鲜明特征,“金融产品+服务”将大量出现,从而使银发经济在GDP的比重有大幅提升(美国银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高达38.9%,从体量看,可单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五是金融从业人员的养老金融素养显著提升,为客户做出有效的养老规划和资产配置,从而形成互信和良性互动。
为更好地发展养老金融,需要有一套可测量、可对比、符合当前现状和发展目标,为金融机构实践养老金融起到引导作用的评估体系。该目标应当清晰归纳金融机构在实践养老金融时所涉及的活动主要内容,指引并推动金融机构深度执行养老国策;记录和反映金融助力银发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效,为养老金融的转型和发展提供建议;助力家庭和个人重视养老规划和储备,优化养老产品和服务选择,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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